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居然最后是被冯玉祥所暗杀,

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本文摘自《兵进北边》,萨苏着,中国书店出版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1915年6月17日,陈箓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战后中国政府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纪实

在以卖国复辟着称于世的袁世凯手里,外蒙尚属金瓯一角,仍在我中华版图之内!

徐树铮立马库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徐树铮

1918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1918年5月28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1919年6月,外蒙当局面对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势力的威胁,主动向北京政府求援:“求发大军救援”,不仅如此,还明确提出“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立即电告北京:“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但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时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从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

1919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却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回顾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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